于友西老師訪談錄：“中學歷史教學法”學科發(fā)展史(轉載于《歷史教學》）

地點：首都師范大學校本部家屬區(qū)。

采訪者：楊朝暉。

記錄者：曹小文、金邵爽、王龍、金曉洲、董繼澤等。

問：于老師，您好！作為歷史教學法研究領域的老前輩，您能以自己的角度講一講這些年歷史教學法的學科發(fā)展史嗎？我們對這一領域的那些年那些事很好奇。

于：好的。其實去年（2012年），趙亞夫老師曾帶領他的研究生來我這里做過類似的訪談。此后，他們就按照我們提供的人名單分頭到北京和上海兩處進行訪談。不過，如今對于這個話題我又有新的想法。而且，學科的發(fā)展過程是客觀存在，這是改不了的。我們就先從這說起吧。我把歷史教學法學科的發(fā)展劃分為這樣幾個階段。

1949年之前

于：我于1933年出生，我們上中學的時候也有歷史課，但全國還沒有統一的歷史教科書。當時，中國向美國學，搞的是“六六學制”：小學六年，中學六年，中學歷史課六年均有。有一版歷史教科書是楊人楩寫的《高中外國史》，那個書寫得相當的好，但是側重點不同。那時的教學法比現在差遠了，教學手段很簡單，就是一支粉筆、一塊黑板，教具很少。當時全國師范院校中開設歷史教學法這門課程的也少。師范院校也不多，比如北京，就一所北京師范大學。這就是中學歷史教學的狀況。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在陜北榆林念中學。此地有一所師范學校，而教我的老師中，沒一個是歷史師范畢業(yè)的。他們也沒學過教學法。當時，能否教好歷史課主要在于教師自身的史學素養(yǎng)夠不夠、學識淵博不淵博。后來，我在北平就讀于匯文中學。這所學校的老師就有大學畢業(yè)的了，但當時從事歷史教學的人基本上仍未經過專業(yè)培訓。教師的歷史知識豐富扎實，其教學效果就好。有一個輔仁大學畢業(yè)的歷史老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位老師姓許，他課講得好，慷慨陳詞，有愛國心。當時，許老師竟能從社會發(fā)展的大趨勢角度來講歷史，解釋共產黨執(zhí)政會為中國帶來怎樣的前途。這個水平就與陜西榆林中學的歷史教育水平有了天壤之別。

1949—1960年

（一）接受蘇聯專家的援助

于：新中國成立初期，歷史教學法仍是一門薄弱學科。當時師范院校大多用何炳松翻譯的《歷史教學法》，這本書包含中小學歷史教學。這本書實際上是一部世界通史綱要，教學建議只占一小部分，包括教學評價等，和咱們現在熟悉的歷史教學法不一樣。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政府號召全面學習蘇聯，此書就被棄用了。

1955年，人教社出版了卡爾曹夫的《中學蘇聯歷史教學法概論》，很薄的一本冊子，專門講歷史教學方法，其背后的指導思想是當時蘇聯通過的一份專門指導歷史教學的文件決議。可是，這本書很薄，難以組織成一個學期的課程。

新中國成立后，以前的歷史老師恐怕有些不合時宜。找什么人教呢？只能找老解放區(qū)的中學歷史老師來講。老解放區(qū)的歷史教學存在一個問題：戰(zhàn)爭時期，各方勢力長期拉鋸膠著，教材變來變去，教法難以一致。再者，老解放區(qū)的中學歷史教師的文化水平不如北平的，所以效果并不好。于是，只能請?zhí)K聯專家來做指導。

當時，中國駐蘇聯的外交參贊是胡濟邦。她對蘇聯情況非常了解，來華指導的蘇聯專家名單就是她擬定的。指導教育學的是崔可夫，指導歷史教學法的是普希金。崔可夫在北師大講完教育學后，北師大即刻將講義整理好，并發(fā)至全國，很完整地介紹了蘇聯的教育學。后來，咱們就將蘇聯的《教育學》翻譯過來了。這部書是蘇聯教育部長凱洛夫寫的。一直到中蘇關系緊張前，全國各師范院校都是采用凱洛夫的這本《教育學》做教材的。

指導歷史教學法的普希金是個不通中文的教授。他聽課時帶一個翻譯，中國老師在講臺上說一句，他的助手在下面給他翻譯一句。聽完課，這位普希金教授就要評課，他的過人之處在于盡管存在語言障礙，但他評一節(jié)課的優(yōu)缺點時總能評得細致到位。

（二）教學流程得到統一

于：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歷史課教學情況不統一。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教育部請崔可夫從他聽過的眾多堂歷史課中推薦一節(jié)課作示范。于是，北京女二中的宋毓貞老師（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yè)）就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內給來自全國各地的歷史教研員做了一堂公開課，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最初的一堂公開課。上完課，崔可夫當場作總結。

崔可夫從歷史課堂教學的形式流程方面一一點評，包括教師的發(fā)型、衣著、儀態(tài)、語速和情感，內容的科學性、系統性和教育性如何。他提到，教師步入教室后，先得組織教學：第一步是環(huán)視教室，集中學生注意力。第二步是點名，檢查學生出席情況。下一環(huán)節(jié)是提問，目的是幫助學生回憶上節(jié)課內容，一是檢查學習效果，二是便于導入新課。第三步是導入新課。導入新課要過渡自然，讓學生明確學習目標與內容，提高他們學習的注意力。第四步是講授新知識，這是教學的主要內容。第五步是復習鞏固，可以是教師小結，也可以是提問學生，問題要圍繞本節(jié)課的核心內容，檢查學生是否對重難點掌握了、理解了。最后一步是布置作業(yè)。從此以后，歷史課的歷史教學流程算是固定下來了：回顧、導入、授新課、復習、布置作業(yè)。這個流程就一直用到1966年以前。1976年后，依舊采用這套流程，只是形式上稍有損益。總之，至此全國的歷史教學模式就算統一了。當然，這種統一嚴格來說是不包括鄉(xiāng)下的。

（三）中華人民共和成立后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編纂

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國內沒有現成的新歷史教科書。起初，我們把國民黨時期的歷史教科書拿來，刪去反動言論，剩下的精簡成書。這樣的教材結構不完整，行文不嚴謹。有一段時間，學校在上課前會給老師發(fā)臨時講義。講世界史的時候情況好一些：直接拿蘇聯的世界通史譯本來講。所以，這段時間世界史教材比中國史教材內容豐富。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中央快速從全國抽調人才到北京編寫歷史教科書。這就是1953、1954年左右的事兒了。其實從1949年起就一直著手做這事，等到編完第一版可能就得到1954年了。編完教材后，中央決定將各科骨干教授留下來，組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葉圣陶任社長。歷史的骨干成員中，有一位先生叫漆俠，搞宋史的，來自河北。還有蘇壽桐先生。以后教材就逐步地正規(guī)了。1949年后第一本由咱們自己人編纂的較為系統的歷史教科書是1955年版。與過去比，教材比較穩(wěn)定，這是一大進步。但是，與國外的歷史教材相比，它的變動性還是較大。比如，美國的歷史教科書是五年修訂一次。而我國的情況是根據需要隨時改動。這就給歷史教學帶來了一定困難。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教育人才極度需求

于：1949年初，中國人才需求量極大。當時歷史教師太缺乏了。因為中國和蘇聯不太一樣，我覺得跟全世界都不一樣。有一個特點就是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政治課，蘇聯也沒有政治課。怎么辦呢？他認為你講好了歷史課本身，階級性就有了，所以他認為歷史課能起政治課的作用。你上好歷史課了，就不需要再有政治課了。當時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這六年每個禮拜要上三節(jié)歷史課。但是我們中國不這么認為，中國認為歷史就是歷史。

可是中國當時也沒有系統的政治課。怎么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朝鮮戰(zhàn)爭就開始了。開始以后，咱們就設立了一個時事政治局勢政策課，也就叫時事政治。那會兒沒有這號教師，就沒有學過這么一個專業(yè)的教師。所以北京市委就決定在每個學校每個班，每周上一次時事政治課。那教師從哪兒來的？就從復轉軍人來，他們要有文化的人，可以講。另外一個，就是想留高中畢業(yè)生講。

然而高校招生名額大于中學畢業(yè)人數，因此只能號召社會青年前來報名。當然招生主流還是應屆高中畢業(yè)生。我高中畢業(yè)那年（1952年），中學畢業(yè)人數就小于高校招生人數。所以學校就得動員學生全都報考大學。而對于個人而言，上不上大學是你政治要不要求進步的一種表現。所以，高中畢業(yè)生不上大學是不行的。

我畢業(yè)那年碰到一個問題：當時全國的中學，一個學校平均不到一個黨員。有些中學缺黨員來宣傳黨的執(zhí)政方針。于是就要從某些學校調一些黨員或是黨的宣傳員畢業(yè)生到那些中學去支教。最后，教育部特批在全國范圍內留下了100個高中畢業(yè)直接任教的名額，北京有70名，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講這事就想說明當時的一個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全國中學急缺師資力量。這個現象到了1958年大躍進時期顯得尤為明顯，各個部門都需要人才，就動員人們考大學。生源結構沒變，依然是應屆高中畢業(yè)生、社會青年、復員軍人。我因為是共青團員先進分子，服從組織安排1952年留校任教，教的是政治課。但課時越來越少，就向黨支部申請報考大學。得到批準后，我于1957年報考大學。自1958年高校擴招學生后，考試與教學就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學的教學被考試指揮，這個現象之前是不明顯的。

（五）創(chuàng)建北京師范學院及歷史系

問：咱們學校也就是當時的北京師范學院是不是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

于：咱們學校的成立也基于這種情況。當時，由于全國各地都缺中學教師，于是政府在各省組建地方師范院校來培養(yǎng)師資力量。起初，外省師范學院師資力量薄弱，只能來北京中學挖人才。于是北京教育局趕緊組建了北京師范學院。學校建成，卻招不來學生。當時北京的八大高校就已經把應屆學生招盡了，咱們學校根本招不上人來。所以，我們就從離京較近的省份里招生。最初，咱們的學制是一年制專科，分學科培訓授課。高中畢業(yè)生在此受訓一年就回去任教，這種師范培訓就很匆忙了，教學效果可想而知。第二年就改成兩年制的專科。第三年，咱們歷史系就聘來三位教授、副教授：成慶華、田農、馬奉琛，其中成慶華是共產黨員。后來又從中學請來了戚國淦、寧可、齊世榮、謝承仁等。當時他們有“四大臺柱”之稱。咱們當時力量最雄厚，就招了第一批本科生，生源多來自山西、內蒙古、河北，也有北京的學生。

1960—1980年

（一）開設歷史教學法課程

于：招生以后，學校開設了歷史教學法課程，但是沒有老師講授。于是也想跟外地挖點人，從東北請來的一個副教授叫滕凈東。后來他做了歷史系主任，副主任是戚國淦。于是就讓戚老師兼任歷史教學法的講師和教學法教研室的主任。戚國淦原是北京三中的歷史老師，燕京大學畢業(yè)的。他歷史課講得好，后來被北京教育局抽走去編歷史教材。除了戚老師，還有陳慶華和寧可兼任部分課程。戚老師公務繁忙，就找來北京二中的教導主任黃一歐（畢業(yè)于北師大歷史系）來上這門課。他講課出神入化，比如說，講北洋軍閥史時，下課后學生全體鼓掌。現在，出了名的紀連海就曾提到過這位黃老師。他說，怎么能把歷史課講活，就是從黃老師這里得到的啟發(fā)。黃老師在講廣州起義黃興被打掉一根手指時，用了擬聲詞“啪”，把這段歷史說得活靈活現。可惜，黃老師因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癥，無法進行正常的人際交往。于是就又找了一名老師，姓唐。她是東北師大畢業(yè)，在華東師大進修過。又留了一名世界史的本科生，叫那婭靜。由她倆輔助黃老師教學。后來，唐老師又回到中學執(zhí)教。于是，1961年學校決定讓我留校到歷史教學法組任教。黃老師負責臺前講課，我負責課后輔導、找實習單位，指導學生實習。

黃老師和我私下交流時談到歷史教學法這門課在教學過程中是上不滿一個學期的。他建議我和北師大聯系一下。我于是聯系到北師大的丁西玲老師，得到聽李光增老師課的機會，兩所學校互相聽課。

后來，系里又讓我做歷史教學法教研室主任。當時齊世榮任主任，跟我說，你們這課也得是一個正經完整的課程，不要叫“歷史教學法”，教法太單，你們就叫“歷史教材教法教研室”，包括兩項，比較全面。于是我們就一直沿用了這個教研室的名稱。后來我感到人手不夠，就向系里申請要人，于是1978年葉小兵畢業(yè)后就留校任教了。一個人還不夠，我就跟齊說，還得給我兩個人。1981年就留了趙亞夫。我當時有一個規(guī)定，凡是留在我這個教研室的人，必須到基層教兩年中學的課。所以后來就讓葉小兵在蒲黃榆中學代了兩年課，趙亞夫也是。

（二）兄弟師范院校教學法課程開設

問：您了解其他兄弟師范院校教學法課程開設的情況嗎？

于：有了歷史課，有了自己招收的學生后，各個師范院校的歷史系就要開設歷史教學法的課程了。在此之前，全國能開歷史教學法的高校只有北師大和華東師大。華東師大的校長劉佛年是研究教育學的，有“中國的凱洛夫”之稱，其教育學素養(yǎng)在圈內被視為最高。華東師大學學科建設得好，有條件率先開課。北師大的情況大體相似。開課以后，主要以卡爾曹夫的小冊子為教材。在全國來說，沒有國家出版的歷史教學法方面的教材，也沒有哪個大學自己出版。因為那時出版很嚴格，國家沒有允許，自己不會出，尤其是教材，所以沒有。

這就出現一個難題：有過一線教學經驗的老師拿著這份講義尚可講授，新教師就難了。于是，北師大就請當時北師大附中的歷史老師張習孔來講，效果很好。后來，又請河北的李光增老師來講授這門課程。后來，該校的本科生丁西玲和孫恭恂畢業(yè)留校從事歷史教學法的教學工作。孫恭恂是吳晗任北京史學會會長時的秘書，歷史專業(yè)知識扎實。

1980年以后至今

（一）《中學歷史教學法》教材誕生

問：第一部《中學歷史教學法》教材是怎樣誕生的？

于：北京師范大學的歷史教學法教研室主任丁西玲是地下黨，因為我也是黨員，所以就覺得很親切，互相也經常交流思想。丁老師跟我說，咱們是不是聯合著到國家教育部師范教育司去申請一下，讓咱們組建一個編寫大學的歷史教學法教材的歷史工作組，這樣全國師范院校的歷史教學法就可以拿這個東西做依據，各自編寫講稿講課了。我當然很同意。我們倆就去教育部，跟師范教育司講了我們的想法。師范教育司的同志很熱情，說可以啊。后來他們就提出，只你們兩個學校是不是太薄弱了，你們再聯系幾個學校一起來辦更好。于是，我就開始聯系。因為當時只有一個教育局有教學研究室歷史教研組，組長就是趙恒烈。于是我們就找趙恒烈，他愿意來參加。距離最近的就是天津了。于是我們去了天津師范學院歷史系跟他們談。原來天津師范學院當時教這門課不是大學教師來擔任，而是由《歷史教學》雜志的一位老編輯來擔任，就是盧士林。于是就把他請上。

于是，1980年，由丁西玲老師牽頭，請來北京教師進修學校的趙恒烈老師（專著不多，文章多，文思泉涌，手快。吸收新學說快，聽課多）、天津師范學院的盧士林老師和我成立了一個小組，我們寫了一個申請報告。然后教育部就同意了。

因為只是提議，還沒有寫出來一個成熟的大綱，于是我們又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討論，編寫了《中學歷史教學法大綱》（草案），我們交給師范教育司，同意了。于是我們就依據這份大綱（草案）開始歷史教學法教材的編寫了。參與編寫的還有孫恭恂、葉小兵、潘緝熙和馬衛(wèi)東。我們采取了兩個步驟編寫。首先，個人寫成初稿后，由各校分頭負責修改，然后匯總、統編，由盧士林和孫恭恂對全書做了內容的修改和文字的通串工作，并由盧士林、丁西玲、孫恭恂三位同志統編定稿。編寫這個教材孫恭恂老師的貢獻很大。天津師大李光霽、北京師院周發(fā)增也參與過討論，北師大張顯傳提出過修改建議。

我們的這套教材出來以后，大家都很高興，也就是說各地的師范院校的歷史系，要是有力量就可以組織編寫中學歷史教學法的具體教材了。那時候有名的中學歷史教學法教材就像雨后春筍一樣，出的很多。像廣東著名中學歷史教師李可琛先生也編寫了。我們編寫的這本四校聯合版《中學歷史教學法》使用范圍最廣。

（二）《中學歷史教學法》（高教版）的誕生

四校聯合版教材發(fā)行一年多以后，高教社計劃將各學科教學法的教材出全，就想請我再編一部中學歷史教學法的教材，由他們出版。我這版（教材）1988年面世，那時全國各地均有相關作品出版，像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春元老師的《中學歷史教學法》、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可琛老師的《中學歷史教學法》，還有華東師大在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龔奇柱老師的《中學歷史教材教法通論》。當然還有我們的這版。后來，這部教材還評上了國家優(yōu)秀教材獎。因此，四校聯合版的教材也就沒用幾年。

問：您的這部教材又是怎樣具體編寫的呢？

于：當時可參考的教學法教材很有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咱們中國一邊倒學習蘇聯，歷史教學法就是用卡爾曹夫的《中學蘇聯歷史教學法概論》。

這本書的內容比較全面，第一章，叫歷史的課堂教學。第二章，是教師怎樣講述教材。第二章包含四小點：第一點是復雜的歷史現象和歷史概念的闡釋；第二點是敘事性的敘述；第三點是歷史的描寫；第四點叫談話。第三章是學生的獨立作業(yè)。這個學生的獨立作業(yè)下面又分了幾點。第四章，年表的學習。第五章，歷史地圖的學習。第六章，歷史人物的評述。第七章，歷史文件的利用。第八章，文藝作品的利用。第九章，歷史教學的直觀性。第十章，鄉(xiāng)土教材在歷史教學中的應用。第十一章，學生知識的鞏固和考察，里邊就是有復習，有知識的測驗。第十二章，教師的備課。然后是附錄。

這本書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結合蘇聯的實際情況編寫而成的，在當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它的內容還是比較多的，但都不具體，沒有結合具體史實內容。但其目錄框架還是給我們很大啟發(fā)，比如地方史教學。因為蘇聯有一個思想：一個人連家鄉(xiāng)都不愛，你讓他愛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們對這部分很重視。此外，還非常強烈地強調進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強調愛國主義。有關這些我們也都借鑒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搜集整理借鑒了很多中學歷史教師的實踐經驗，然后把他們進行篩選、概括、提升。我們最后呈現的是14章，后面附錄有白壽彝、蘇壽桐、王劍英、邢弈斐、李可琛、錢昌明、趙恒烈、時宗本等13篇有關歷史教育理論和實踐經驗的文章。葉小兵和趙亞夫也參與了部分章節(jié)的編寫。我請齊世榮先生對教材做了主審。1992年，這部教材獲得全國高等學校教材優(yōu)秀獎，成為全國師范院校使用最多的教材，之后又修訂了三版。

（三）成為第一所招收歷史教育學碩士的高校

歷史教學法這門學科發(fā)展中也有招收研究生的問題。“文革”前，這門課基礎薄弱難以招收研究生。后來，到了20世紀80年代，咱們北京師范學院的校長倉孝和就建議將此課發(fā)展為歷史教育學，也要招收研究生。有一次北師院開全校的教研室主任的會。開完會以后，倉孝和校長就說：“于友西，你留下。”（倉校長）說：“你回去跟老齊說一下，你從今年開始招研究生。”我說：“我還不是正教授，我怎么能招研究生呢？”倉校長說：“那你就別管了，你跟老齊說，我讓你給他說的，他能解決。”我回來就照原話跟齊世榮說。齊世榮當時什么話也沒說。過了幾天，在《光明日報》登報了。那時全國招研究生的學校、導師都登報。報上寫著：歷史教育學：齊世榮、于友西。當時我還是一名講師，只能和齊世榮聯名招收研究生。這樣我就成了碩士生的導師了。咱們學校就成了全國第一所招收“中學歷史教學法”碩士的高校了。

那會兒剛開始招研究生，別人也不太了解。葉小兵說：“我報，我報在職研究生。”于是，1985年葉小兵老師以在職研究生的身份成了全國第一屆歷史教育學研究生。后來第二年沒招上來，1987年招上來的是張靜。我就招了這么兩個研究生。

（四）全國歷史教育學位點的發(fā)展

問：全國歷史教育學位發(fā)展的歷程如何？

于：上海師范大學的李稚勇稱我是他老師，就是因為他的學校有課程但沒有碩士學位的授予權，只能來咱們這兒（首都師范大學）答辯。四川那邊的吳景賢老師雖然帶了研究生，但是沒有學位點，所以也得到咱們學校參加答辯。像他的學生陳輝就是來咱們學院答辯的。后來，別的學校慢慢地也得到了碩士生的授予權。

長期以來，歷史教學法沒有博士點。北師大曾經申報了一回，上面以教授年紀太大為由拒絕了。后來，北師與首師聯合申報，本來已經獲批了，誰料因為當年天津師范和咱們都得到了這個授予權，教育部又以不能同時給兩個授予權為由，都給否了。之后，北師大的教授們老了，咱們這邊人手又不夠，這個發(fā)展機遇就錯過了。不久，北師大那邊又有了新情況：心理系的林崇德可招收各學科教學心理的博士生。這樣一來，北師大的教育學院就都可以招博士生了，歷史教學也能招博士生了。華東師大也是這么解決的。以至于近幾年有的學校有歷史教育學博士的授予權，卻沒老師。不過最近隨著教育大發(fā)展的潮流，咱們學校也獲批招收歷史教育學博士了。這樣我們這個學科就開始繁榮了。這就是咱們這個學科一個粗略的發(fā)展過程。

在統整校對過程中，得到了北京師范大學孫恭恂教授，首都師范大學鄒兆辰教授、葉小兵教授、歷史學院書記付冉老師以及北京教科院原歷史教研室主任張靜老師的審讀及人名、時間、年代、順序等史實細節(jié)的矯正與查正，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