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現海：近世東北族群的崛起與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增塑（轉載于《歷史教學》）

北方族群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處生態環境等因素的差異，崛起于蒙古高原及其以西的游牧民族，與崛起于蒙古東部、東北地區交界之處，擁有農田、森林、草原的東北族群，在統治長城以內的主觀意愿與歷史實踐上，呈現明顯的區別。游牧民族由于經濟方式單一，政治觀念也較為單一，更傾向立足于草原，采取軍事搶掠與政治和談的方式，從長城以內獲得經濟補充。與之不同，東北族群由于經濟方式具有復合性，比如遼朝上京一帶便是如此。“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為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奔又迦簶嫵梢草^為多樣，由從事農業、牧業、漁獵的混合族群構成，在文化觀念與政治視野上更為開放與多元，更傾向于在長城以內開展直接統治。對于這兩種不同的策略，美國學者巴菲爾德分別將此稱為“外部邊界戰略”與“內部邊界戰略”。

北魏入主中原，結束了華北地區長期混戰局面，作為其后系政權的隋朝與唐朝，兩次統一中國，反映出中古時期東北族群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有力塑造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東北族群的歷史影響并未由此戛然而止，“安史之亂”作為由居于東北邊疆的突厥族將領所發動的軍事叛亂，嚴重削弱了唐朝的國力，為契丹的崛起提供了歷史空間。繼契丹南下之后，女真、蒙古、滿族入主中原乃至統一中國，不僅推動了中國的不斷統一，而且推動了民族交融與國家整合，進一步增塑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對于這一現象開展專題研究，有助于揭示東北族群在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塑造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中國古代國家形態構建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對于近世時期東北族群與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開展系統審視，便需要從以往傳統的“內地視角”，轉向“邊疆視角”。邊疆是人類社會獨特的地域，雖然居于國家的邊緣地帶，但卻是民族交融的主要地區。因此邊疆雖然不如內地經濟、文化之發達，但卻是關系國家興衰的軍事征戰之地。

以往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者在審視中國歷史時，大都并非是從中國整體地理空間出發，而是從僅占中國一小部分空間，經濟、文化較為發達的中原、江南出發，強調這一核心地區對于中國歷史的引領、推動作用。事實上，邊疆憑借占據優勢的軍事力量，長期對核心地區形成軍事壓力，對中國歷史進程施加牽制作用，并進行制度改造，從而與核心地區共同塑造了中國歷史的演變軌跡，相應在中國歷史中同樣具有主體性作用。在這一過程中，北部邊疆由于長期是擁有騎兵優勢的北方族群駐牧地區，對于中國歷史影響尤其重大。

以往中外學界尤其西方學界對于中國邊疆的關注，偏重于北方族群崛起的外部邊疆。但事實上，北方族群雖然崛起于外部邊疆，但其強勢崛起并產生巨大能量，卻是在長城輻射的內部邊疆。中原王朝、北族政權長期沿長城南北對峙。之所以如此，根源于北部邊疆的地理環境。在北中國亞洲內陸與北方平原接壤地帶，自東而西大體并列分布著兩大山系，“外山系”自東而西依次為大興安嶺、陰山山脈、阿爾泰山脈、天山山脈；“內山系”自東而西依次為小興安嶺、長白山脈、太行山脈、六盤山、賀蘭山脈、祁連山脈、阿爾金山、昆侖山脈。

兩大山系不僅將北中國分隔成三大地理空間，由北至南依次為亞洲內陸、內陸平原過渡地帶、平原地帶；而且由于先后阻隔太平洋暖濕氣流之北進，從而導致三大地理空間形成不同氣候特征，分屬干旱氣候、半干旱季風氣候與溫帶季風氣候；而且受到地形與氣候條件影響，三大地理空間經濟方式與政治組織亦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典型亞洲內陸干旱氣候條件下，北方族群發展出單一游牧經濟；在平原溫帶季風氣候下，華夏與后來的漢族發展出精耕細作的農業經濟。元人修《遼史》，指出：“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p>

在內陸平原過渡地帶，由于地形、氣候呈現出非典型與過渡性特點，以及平原、草原、森林、山地、沙漠各種地形、地貌交錯的特征，雖然具備發展游牧、農業的條件，但又非普遍推廣地帶。因此之故，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內陸平原過渡地帶便成為農業經濟、游牧經濟過渡并存、商貿往來的中間地帶，中原王朝與北族政權爭奪拉鋸的緩沖地帶，山河交錯之地尤其成為經濟生機蓬勃、又潛藏軍事危機的地區，也相應是漢族歷代拓展農業經濟、防御北方族群的長城分布地區。中原王朝北上亞洲內陸時，可以借助當地農牧經濟，不僅有利于獲得給養，鍛造兵器，而且也可發展騎兵，為與北族政權一決高下提供了戰術基礎。反之，北族政權南下北方平原之時，借助當地農牧經濟，不僅人馬可以獲得給養，而且農業經濟也可補充游牧經濟單一匱乏的不足。這一地區的商貿往來也可以壯大北族政權實力，形成相對于內亞腹地深處族群的經濟優勢，借此北族政權更易在中國北疆建立較為長久的統治。不僅如此，北族政權占據這一區域，一方面可以獲得南下北方平原的地理跳板，另一方面能夠借助當地山林密布的自然地形，退可隱藏而保全自身，進可突然到達北方平原，從而形成巨大的威懾效應。

內陸平原過渡地帶開闊而富有山形的地理空間，不僅使這一區域成為大規模野戰展開的天然戰場，而且呈現出多族群混雜的特征。比如唐天寶十三年（754），岑參在去北庭都護府任職途中，途經涼州，寫下了如下詩句：“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由于夾在南北政權之間，相對于處于南北政權核心腹地的人群而言，政治立場不僅相對呈現模糊性與搖擺性；而且在長期的艱苦環境與頻繁戰爭中，易于生成具有堅強意志與廣泛號召力的英雄人物，甚至是世代相襲的家族集團，從而便于形成強大而持久的軍事力量。

近世時期，在南北政權頻繁戰爭中，燕山區域的族群夾在中間，伴隨雙方勢力的浮沉，呈現隨風搖擺的靈活立場。金大定十三年（1173），世宗對戶部右司員外郎賀揚庭指出，燕山南北的所謂“漢人”，呈現出立場靈活的特征。大定二十三年（1183）六月，世宗再次指出燕人這一群體特征，曰：“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勁挺，敢言直諫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后復一人諫之，甚可尚也?！苯鹦谀险?，對淮河流域宋軍頑強抵抗，與朔州望風而降形成的鮮明對比，十分感慨?！敖粗?，號稱選愞耎，然官軍攻蔓菁堝，其眾困甚，脅之使降，無一肯從者。我家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

明代九邊軍鎮之一的大同鎮，地處山西高原與蒙古高原接壤的開闊地帶，是明朝與蒙古軍事沖突的前沿陣地，在長期的軍事沖突中，一方面成為明代九邊長城作戰能力最強的軍隊之一，“今各邊之兵，大同為最悍”。另一方面由于時刻面臨蒙古的沖擊，與之頻繁接觸，因此有陰結蒙古以避禍，甚至與之展開走私貿易的地緣取向。“臣聞近年以來，漸與胡虜交通，不相為害。胡馬犯邊，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虜以拒官軍，往事可驗也。”嘉靖時期，大同鎮下級軍官與士兵甚至發動叛亂，意欲歸附蒙古。

而常年處于戰爭漩渦中的這一中間社會，也呈現出濃厚的軍事化色彩，是中國古代崇尚武風、善于作戰的區域社會，是中國古代的軍事重心。比如元人修《遼史》，便指出契丹之所以崛起，與占據了幽、并這片深染武風的區域，具有密切關系?！坝闹菰诓?、碣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及遼海。其地負山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為用武之地。”《金史·西夏傳》對西夏立國的區域優勢進行了評論，指出西夏所在區域民風尚武是其優勢之一。金貞祐二年（1214），彰化軍節度使移剌塔不也上言，指出河東步兵為當時諸軍之冠?！昂訓|地險人勇，步兵為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闭髸r期，宣宗有遷都之意，有朝臣建議遷都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理由是當地不僅有黃河之險，而且軍事力量更強?！昂又斜池撽P陜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臺以為右翼?！泵髅├t指出，內陸平原過渡地帶民間風氣普遍尚武敢戰。“山西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勁俠沉鷙、嫖姚跳蕩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頗與虜之斥堠烽燧相紛拏?！薄案`惟幽、并、燕、趙之墟，古今來稱天下勁兵處也?！痹搮^域是難以被同化與征服的一片區域。

由此可見，從經濟形態來講，內陸平原過渡地帶屬于中國古代農牧過渡帶。從其最重要的歷史標志——長城來命名的話，可以稱之為“長城邊疆”。而從其歷史作用來看，是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主體作用的中原王朝、北方族群爭奪的資源稀缺、作用關鍵的“核心邊疆”，占據了這一地帶，便在南北關系中處于主動，驅逐對方或奪取政權。

依照東西位置的不同，又可將“核心邊疆”分別劃為中、東、西三部分。居于內外山系中心地帶的陰山，與太行山、河套中間之地可稱為“中部邊疆”；東部大興安嶺、長白山中間之地，可稱為“東部邊疆”；西部賀蘭山、祁連山、昆侖山、天山、阿爾泰山中間之地，可稱為“西部邊疆”。中部邊疆是“核心邊疆”的重心地帶，這不僅源于其處于內外山系的中心地帶，而且還在于其地勢處于“核心邊疆”最高地，幅員廣闊，“晉有大陸”，雄踞于“核心邊疆”。尤其太行山深入華北腹地，宛如一條蒼龍，蜿蜒廣闊的北方地區，既是這一地區的地理界標，又是戰略高地，相應地影響中國歷史變遷的歷史巨脈。因此之故，中部邊疆成為漢人、北方族群爭奪的邊疆重心。

與中部邊疆一直居于中國北疆重心之地不同，東部邊疆、西部邊疆只是中國古代中原王朝、北族政權爭奪的兩翼地帶。這不僅在于中原王朝政治重心大體在中部邊疆以南，而其兩側為外圍；而且也在于北方族群政治重心也在此處，兩側也是兩翼，伴隨北疆地緣政治的變遷而不斷變化。大體而言，中國古代中原王朝經濟、政治重心呈現由西北至東南的趨勢，北方族群崛起之地也呈現由西至東的趨向；南北政權為爭奪資源、消滅對方，爭戰焦點之地相應呈現由西至東的轉變，即在以中部邊疆作為邊疆重心基礎之上，經營重點呈現由西部邊疆向東部邊疆的轉移態勢。

中唐以前，最為強大的北方族群匈奴、西羌、突厥、吐蕃、回紇等多崛起于阿爾泰山附近，向東進至祁連山、陰山以北地區，并進一步向東部擴展，占領整個蒙古高原，雖采取游牧方式，單于庭所在不斷遷徙，但大體以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或其東部，即三河發源之地，或其西部杭愛山，為政治中心。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漢地、中原王朝北進草原，多從河套兩側，即西側烏拉山、賀蘭山之間缺口之處，東側大青山、狹義太行山之間缺口之處進入。秦漢、隋唐皆定都關中，從而在關中西北、東北加強防御，即以烏拉山、大青山為核心，在西部賀蘭山、東部太行山區域加強攻防建設。秦漢以前，即上古時期，華夏政權及后來的中原王朝，與北方族群在北部邊疆的對峙與拉鋸，尤偏重于大青山、祁連山之間?！皟蓾h警于西北?！蔽簳x以至隋唐，即中古時期，中原王朝、北方族群的對峙與拉鋸，尤偏重于大青山、太行山之間。

但“安史之亂”標志著東北族群的強勢崛起，中唐以后，尤其近世時期，即五代至明清，經歷“安史之亂”之沖擊，西北地帶在唐朝與突厥、回紇、吐蕃長期作戰之后，經濟已趨于殘破，地緣格局上也面臨西北族群的威逼，中原王朝經濟、政治中心于是向東南轉移，經濟中心由關中地區逐漸轉移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政治中心也由關中漸次東移至洛陽、開封、臨安、南京、北京。而中唐以后突厥、回紇西走的結果，便是東胡系北方族群開始崛起于蒙古東部大興安嶺草原—森林交界地帶，逐漸向西遷移，占領整個蒙古高原。亞洲內陸地緣政治之重心，由于南北雙方各自政治中心的轉移，而相應呈現東移的趨勢。中原王朝、北方族群爭奪的焦點在中部邊疆基礎之上，又呈現重視大興安嶺、長白山中間地帶，即東部邊疆的傾向。

中國古代不同政權在不同時代背景下，依托各自經濟方式，秉持自身意識觀念，形成不同的邊疆政策，從而直接形塑了各自的疆域格局。雖然不同政權邊疆開拓的方式有所不同，但無論哪一政權，若欲建立并長期維持龐大的疆域，皆需控制一直是中國古代地緣政治核心地帶的“核心邊疆”。這根源于中國古代在內地、邊疆之間，由于生態環境的巨大差異，從而導致在經濟方式與族群特征上，呈現出明顯的二元性質。而只有掌握了“核心邊疆”，才有可能突破二元對峙的局限，朝向疆域更為廣闊、政權性質更為復雜的政權高級形態轉變。

雖然“核心邊疆”一直處于漢族、北方族群爭奪夾縫之中，這一區域除了北方族群在固定占領太行山區域，對漢人形成長期壓制之勢時，比如魏晉、兩宋時期，北方族群建立所謂十六國、北朝與金朝、西夏政權外，其他時期并無政權形態的建立；但“核心邊疆”的農牧經濟形態，卻對于漢人農業政權與北方族群內陸政權，具有很大的彌補性，相應地當一個政權固定占領“核心邊疆”時，不僅會促使自身政權性質的改變，即分別從單一農業政權、游牧政權，轉變成為復合性的“農牧國家”，而且為進一步的邊疆開拓提供前提、奠定基礎。

比如唐末、五代之際，契丹不斷通過戰爭俘獲，或政治招徠的方式，聚攏了大量漢人與其他族群，漢人占據了人口的大多數，不僅借此開展農業經濟，與契丹本部游牧經濟共同構成二元經濟形態；而且仿照漢地制度，設置郡縣，以漢法管理漢人，形成與契丹“國制”并行的二元政治體制，“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而在此基礎之上，契丹借鑒漢人政治觀念，“號令法度，皆遵漢制”，推動了契丹政權從松散的部落聯盟狀態向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整體轉變。

“農牧國家”是漢族、北方族群在力量強大之時，突破各自典型區域與經濟方式，向“核心邊疆”滲透，從而建立的兼有農牧經濟，具有一定復合性特征的政權形態。由于這類政權規模較大，故稱之為“農牧國家”?！稗r牧國家”依照統治階級來源的不同，又可分為兩種，即“漢族農牧國家”與“北族農牧國家”?！皾h人農牧國家”包括秦漢、隋唐、明朝，以南北平原農業經濟為主，在“核心邊疆”與亞洲內陸兼營牧業?！氨弊遛r牧國家”包括匈奴、北魏、突厥、吐蕃、遼朝、金朝、西夏、元朝、清朝，除東胡系政權外，其他政權都以牧業為主，兼營農業。

北方諸族中，匈奴、突厥起源于蒙古高原西部，經濟方式為純粹的游牧經濟，政權也以游牧行國為特征，勢力雖至“核心邊疆”，也曾管轄部分農業人口，但由于經濟方式、政治制度的影響，對直接統治“核心邊疆”，缺乏興趣，更傾向于在北方族群，主要是漢人中，選擇政治代理人，實行間接統治。故而，對于他們而言，“核心邊疆”主要是一種進攻平原地區的軍事跳板。這類“農牧國家”整合度較差，基本仍可視為游牧行國，只是“行”得更遠了一些而已。

進入近世時期，東北族群由于起源于蒙古高原東部草原—森林交界地帶，經濟方式以牧業為主，兼營漁獵、農業，族群成分也包含游牧人、森林獵人、農民，故而在社會風俗、政治制度上，都呈現出內容更為豐富、包容性更強的特點，因此在進入“核心邊疆”后，往往有整合不同區域族群、涵化不同文明的政治取向。或者說，東北族群在利用“核心邊疆”，建立軍事優勢之后，進一步將其轉化為政治優勢，從而更為直接地、長期地控制“核心邊疆”，以之作為進入黃河流域，乃至統一中國的政治步驟。

崛起于西拉木倫河的契丹，則開始轉變間接統治方式，從石晉手中獲取幽云十六州，整合了長城南北，“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為治”，獲取了當地強大的軍事力量，再次恢復了東北族群在北方地區的直接統治，并開啟了東北族群主宰中國歷史主脈絡的新時代。對此，北宋時人也有深切感觸，注意到考察其崛起過程中對“核心邊疆”人群的借重。富弼指出：

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所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于中國，中國所有，彼盡得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御，豈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敵也？

契丹一方面整合不同族群，另一方面堅持本族群的主體性，“凡軍國大計，漢人不與”。對于和其他族群的通婚，設置諸多限制，以避免本族群被同化。契丹既借經略“核心邊疆”，由游牧政權發展至“農牧國家”，宋神宗甚至將之比于漢唐盛世?！岸敚ㄆ醯?、西夏）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國，有行國，古之夷狄能行而已，今兼中國之所有矣。上比漢唐，最為強盛?！表n琦也稱：

竊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余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于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敵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可見北宋君臣對于契丹、西夏的防范，已不限于軍事層面，而從政治制度、文明體系高度，認識到占據“核心邊疆”、統合農牧人群的新政權，從根本上對自身產生了強烈沖擊與威脅。近世時期北方政權的陸續崛起及其對漢人王朝的長期壓制，乃至取代，之所以被宋人視為亙古未有之變，實不僅在于其武力之強大，也在于引發了文明嬗變，動搖了人們對于華夷秩序的傳統認識。

有鑒于此，明丘濬也認為契丹開啟了近世時期北方族群內進統治中原的歷史潮流，指出契丹開始進占中原漢地，吹響了近世時期北方族群南下中原漢地的歷史號角。

至五代石敬瑭以山前后十六州賂契丹，始據中國地，立城郭，大為中國害?！疗醯ぃ夹е袊Q大號，與宋為敵國，女真又奄有中州而有之。蒙古遂混一南北，盡有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函夏。嗚呼！作俑者，其契丹之阿保機乎？所以肇其端，基其禍者，則石敬瑭也。

而崛起于東北森林地帶的金朝，則同樣很早就是一個混合族群的政權，借助多族群的力量，進一步統一黃河流域。金朝在建立政權之初，便積極吸收其他族群的文明內涵。不僅吸納遼人進入政權，“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而且借助科舉制度，援引漢人進入政權?！敖鹌饢|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弊诤策M攻北宋，攻破汴京之后，通曉漢語的其弟宗憲，如同劉邦入關之后的蕭何一樣，致力于搜集內廷所藏圖書，并指出進入中原之后，在政權建設中不應再局限于借鑒遼制，而應全面吸收漢人文明。“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從而獲得了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完顏希尹的認可。金朝在法律制度上，便借鑒了隋、唐、遼、宋等不同政權的律令條文。金太宗在參照漢制的基礎上，開展制度建設。世宗與南宋議和，開啟了四十年的“大定之治”，在禮樂建設上，上溯唐朝，下參宋制，蔚然大觀。章宗時期，金朝進一步梳理、整合國家制度，從而開創出“明昌之治”。“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雜亂無貫。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為一代法?！?/p>

蒙古起源地相對靠近蒙古高原中部，故而在經濟方式、社會風俗、政治制度上，與游牧行國有些類似，窩闊臺汗最初統治華北地區時，采取了非常野蠻的方式。但伴隨吸收契丹、女真等族群的政治觀念，統治方式開始借鑒漢人政治制度。而至繼承了蒙古東部、東北地區交界之處龐大財產的拖雷一系的忽必烈建立元朝，統治觀念從而更具包容性，傾向于維持政權在草原本位與漢地本位之間的平衡，建立了包括中原與四裔邊疆在內的廣闊疆域。

可見，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農牧國家，在國家疆域、農牧比重、文明整合等層面皆有不同，可以此將其進一步細分為“統一王朝”與“有限國家”?！敖y一王朝”是指中國古代統一南北平原與亞洲內陸，農牧大體并重、南北基本平等、文明較多整合的政權類型。清雍正帝從賦予清朝以及本人獲取政權合法性的角度出發，對于中國古代統一天下之君主，所扮演歷史角色的論述，呈現出十分理想化的特征，最后落腳點在于辯明清朝及其本人便是如此的君主。但他所描述的內容，可作為中國古代“統一王朝”的理想模板。

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莫不由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天下之眷命，協億兆之歡心，用能統一寰區，垂庥奕世。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此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聚群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

而事實上，中國古代政權都未能達到如此理想化的標準，而多少與之有所差距?！敖y一王朝”包括兩漢、唐朝、元朝與清朝，四者又有一定差別。而“有限國家”則是“農牧國家”向“統一王朝”發展中的不完善狀態，具體而言，便是指中國古代南北政權分別形成以南北平原、亞洲內陸為主體，向對方空間有所滲透，在此基礎上建立起農牧內涵各有偏重、南北各為核心或附屬、文明初步整合的政權類型。

“華夏有限國家”包括秦、隋、明三朝?！氨弊遛r牧國家”匈奴、突厥、吐蕃、北魏、遼朝、金朝、西夏所控制地區雖有差異，但大體皆在亞洲內陸基礎之上，控制了“核心邊疆”，或進一步延伸至黃河流域而已，皆未統一南北，同樣也屬“有限國家”。契丹在奪取幽云十六州之后，因遭遇軍事挫折，很快便將地緣重心復歸亞洲內陸，對于進一步統治中原地區，不再抱有興趣。金朝最初繼承了契丹的漢地政策，滿足于間接控制華北地區。“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概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薄疤嫒胙啵加眠|南、北面官僚制度。”但漢人政權武力之不競，是推動其南下控制華北平原的因素之一?！八稳瞬桓偅焓Ч饰??！辈贿^最終也滿足于統治華北平原，而未南下淮河以南。但無論如何，金朝相對于契丹，仍在統治重心上進一步南移。在族群政策上，金朝雖然一方面推行“漢化”，但另一方面也維護“女真本位”，在末年遭到蒙古挑戰時，尤其著意于控制、隔離不同族群。

而“統一王朝”則不僅在國家疆域、農牧比重上，相對于“有限國家”有重大推進；而且在文明整合上，即族群文化涵化方面，具有更大的突破，從而呈現出在地理、經濟與文化等方面較大幅度與深度的擴展與整合。

蒙元帝國建立起來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廣闊的陸地疆域，在軍事征服與政權建立中，元朝充分借重了中亞族群與漢族勢力，甚至將其中資歷較深、功勞較著者，吸納為蒙古族群的一員，從而在政權建設中，在堅持“蒙古本位”的立場上，對兩個族群的文化傳統都有所吸收，但又呈現出靈活選擇的政治取向，有學者由此將元朝稱為“復合王朝”。

但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接受了來自多方面的文化傳統，導致元朝在國家政令的制定中，呈現出由于多樣性而導致一定程度混亂的狀況。至大二年（1309）九月，尚書省言：“國家地廣民眾，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后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余條，刪除繁冗，使歸于一，編為定制。”明人宋濂等編撰《元史》，在《刑法志》中也評論道：“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闭w而言，元朝統治者由于自身文明程度較低，缺乏在廣度、深度上充分整合不同文明的政治能力，相應地長期呈現不同文明觀念、制度長期并存、雜糅的散亂狀態，而未打造出內涵豐富、體系完備的制度體系。

事實上，元朝統治者對于政權的定位與立場，也一直處于爭論、搖擺之中。由于借助漢地奪取汗位的經歷，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儒士的建議，在相當程度上推行“漢法”，但推行程度值得辨析。元朝的政治定位，一直是“蒙古本位”。蒙古被視為“國家本族”。元朝雖然并未明文頒布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四等人制，但在政治、軍事、司法等重要領域，都一直實行族群分等，是以北族為主體的“統一王朝”。

對于這種依照族群劃分政治等級，進行政治統治的做法，葉子奇進行了整體批判，指出君主治理國家，應采取公天下的政治立場?！爸翁煜轮?，至公而已爾。公則胡越一家，私則肝膽楚越，此古圣人所以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也?！迸c之不同，在他看來，元朝實行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的國家政策?！霸曰煲灰詠?，大抵皆內北國而外中國，內北人而外南人?！敝亟h人王朝的朱氏政權，在建國前后，也從自身族群立場出發，對元朝族群分等政策不斷加以批判?！皟缺敝袊庵袊钡恼嘈再|，一方面使元朝開拓出空前廣闊的國家疆域，另一方面卻使其未能有效整合廣大漢地的力量與資源、鞏固自身的統治。

清朝崛起于東北草原—森林交界地帶，兼營農牧，并有漁獵，對于農業文明、游牧文明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侍珮O一改努爾哈赤屠戮儒生的做法，按照《大明會典》開展治理。天聰六年（1632）正月，高鴻中奏曰：“近奉上諭，凡事都照《大明會典》行，極為得策。”有清一代，一方面標榜“滿蒙一體”“滿漢一體”的族群平等，兼用農業文明、游牧文明統治方式，成功管理了南北平原與亞洲內陸，并大規模開拓、改造南方邊疆，在整體上實現了“河山今日全中外，極目氛銷佳氣浮”，“天下一家，視邊圉猶腹里”，“中外即今同禹甸，好聽弦頌譜升平”的疆域整合，從而在推動中國疆域大幅拓展的同時，推進大量邊疆地區轉變為“內邊疆”性質的“內地”或“腹地”。雍正帝從而自豪地宣稱：“今六合成大一統之天下，東西南朔，聲教所被，莫不尊親?！绷硪环矫鎱s強調族群區分，尊崇滿人地位，堅持“滿洲本位”。

中國古代北部存在兩大山系，兩大山系之間是中原王朝、北族政權長期爭奪的“核心邊疆”，在中國歷史變遷中長期發揮著重要的戰略作用。近世時期，崛起于蒙古東部、東北地區交界之處的東北族群，由于擁有農業、游牧、漁獵等多種經濟方式，包含眾多族群，具有多元的文化觀念與政治視野，從而憑借自身的騎兵力量，不斷越過“核心邊疆”，進入長城以內，跨越自身以牧業為主的經濟方式，建立起北族“農牧國家”，元朝、清朝甚至實現了中國的兩次統一，建立起疆域廣闊的“統一王朝”。近世東北族群的崛起，不僅推動了中國的多次統一與疆域拓展，而且推動了國家形態的構建與改造，增塑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彰顯出近世中國發展至歷史的新階段與巔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