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剛剛上小學一年級。學校是紫爐村上爐房和下爐房之間的一座廟子改造的，木板房木板窗。冬天時如果老師有報紙就可以糊上一層，但是風太大或者人為因素，經常破。紫爐分校有三個年級三個班三個民辦教師，一個班六七個或十來個學生。我們三個人一張木桌子共用一條長木凳，經常為了誰坐中間產生矛盾;每個人有兩本書：語文和算數。老師一個人教一個班，教了語文教數學，有條件的時候可以到教室前面的一塊稻田改成的操壩頭瘋跑一下，現在想來那就是我們的體育課了。楊中友老師既是本家親戚，也是我的啟蒙老師，他除了用正宗的滎經縣紫爐村方言教我們基本的算術和語文外，他還自創字母歌，教我們用特殊的調調唱：阿背吃嘚e誒付該（gai）哈衣街開誒兒誒門唻……（我在以后的學習中從來沒有學習到這種讀法，所以覺得一定是他自創），這算是我在紫爐村唯一一次音樂課。也有男生深得他真傳，背乘法口訣時這樣背的：一根青蛙 一張嘴兩只眼睛四條腿，兩根青蛙 兩張嘴四只眼睛八條腿（紫爐村人愛說的量詞是根，比如你家養了幾根豬 ）。

春節前期末考試我考了滿分，大年三十晚上爸爸媽媽和舅舅舅母照例論功行賞（按考試分數發壓歲錢）。比了哥哥姐姐的分數，據說我的最高，應該得到家庭最高年終獎勵2.5元人民幣，好大一摞紙幣，初次上學的我滿心歡喜。哥哥要用他的一張錢換我的的全部，我隱約覺得有陰謀，但還是堅決拒絕了。

 分校讀完三年級，就要到離家幾公里外新建鄉中心小學讀四年級和五年級。我見到了一個有七個班的學校，有語文數學老師，還有自然、歷史、書法和體育老師。首次知道學習語文還要寫作文，作為中心校的校長韓孝祥老師親自教我們語文，他把我寫我們家挖魚塘和秋天菜園的作文用紅筆改了很多，然后在課堂上作為范文念給大家聽。這個時候放學在黑板底下撿到的粉筆頭就特別多，我們拿著這些粉筆頭，在回家的路上的石頭上寫上只有我們自己能看懂的符號。這兩年上學，對于我來說最困難的是早晚要經過馬屁股溝溝，那個陰森的溝溝里有兩座墳，我生平最怕蛇與鬼，每次跟同學或者家人從那里過都不敢看兩邊，總害怕有鬼從那里爬出來。一天起晚了，同行的人走完了，我拿了一個老媽做的烘鍋子玉米饃饃裝在哥哥給的軍用書包里頭，從塔子坡那個灰石板路上，一路飛奔而下。到了那個溝里頭的時候，我跑得更快了，一口氣跑到學校，才發現饃饃不知掉到哪里了。后來回家才聽說鄰居素芬姐姐割豬草時，在馬屁股溝溝的玉米地頭撿到一塊饃饃，回家一問，我媽就知道了那是我的早飯兼午飯。那個時候每個同學基本不吃午飯，早上上學，下午放學回家吃點東西就去割豬草了。五年級時我哥哥師范校畢業了，就分在我讀書的那所中心校，一會兒教數學一會教語文一會兒又教音樂，他就是一個全能老師，經常教了小學語文又去教兩個初中班的數學。我放學就去初中部那兩個班的教室外面聽他們那個代課的英語老師教英語，高年級的學姐告訴我說“學生”的英語就是十九噸碳（student），“一個學生”就是二十九噸碳（a   student）,我聽了幾天只聽懂那個老師喊同學坐下都是喊的“睡倒”（sit  down），我對學姐的傳授很不以為然，但是我想既然“坐下”是“睡倒”那“睡倒”的英語又該怎么說。當然這個問題在我到滎河上初中時解決了

那一年的某一天，陽光明媚，我看到哥哥從家門外的田坎上走回來，他光著上身，腰上拴著麻繩，麻繩上掛著四雙泡沫涼鞋；那是他從他三十多塊錢的月工資中抽出錢來給我們四姊妹買的涼鞋，那也是我生平第一雙涼鞋。那個夏天因為有了涼鞋，似乎沒再因為光著腳瘋跑而把腳拇趾的趾甲踢翻了。記憶中還有那種鮮血淋漓的痛總在每個夏天持續著（冬天胡亂穿著家里能找到的黃膠鞋）。

新建鄉中心小學隔一條河就是供銷社，一分錢可以買兩個水果糖，好吃的我經常在售貨員鄙夷的眼神中遞過一分錢，拿了兩塊糖，快樂一整天。

那一年姐姐考上昆明地質學校，哥哥正在家挖地，聽到生產隊從公社帶來的通知，穿了媽媽的塑料涼鞋前往公社，路上大腳媽媽的塑料鞋也壞了，哥哥干脆把鞋提著，一路光腳到公社，很光榮地給姐姐辦了相關手續。

五年級畢業之后，我以班級第二的成績考上了滎河初中。我見到了更大的校園和更多的班級，也接觸了一部分在全縣都很有名的老師。因為離家太遠，只有住校，一棟木頭的房子，一間屋里擠著兩三個老師。木房子的閣樓木板上就是我們的連天鋪，一間閣樓上大約要住20多個同學。有時候我們太擠了洗臉水洗腳水被打翻，水就從樓板漏到樓下老師的床上，寫字臺上。我們自己從家里背點米交到學校伙食團，按斤數發放飯票，再自己出錢買點菜票。伙食團常規的菜是土豆塊，沒有油鹽，我不太喜歡吃那個帶著皮和泥的水煮土豆塊，就用土豆湯泡飯。偶爾會有加很多水的豆花，我覺得那個比土豆好吃多了。有時候土豆也沒有了，廚師會給我們做一種湯，他把一勺豆瓣放到鍋里使勁炒，炒熱了之后加一大鍋水，然后撒很多鹽，兇兇的給我們說：今天吃玻璃湯！至今我都覺得他這個名字取得太有創意了。

 當時住校的同學盛行周末回家帶豆瓣來拌飯，如果誰有紅豆腐（豆腐乳）那就更洋盤了，當然最洋盤的是用新鮮肉加豆瓣熬成油臊子。打了飯，挖一坨油和肉埋在飯里，飯溫把油化開，還有肉粒，那就是無尚的美味了。

如果爸媽有錢了，在滎河那條小街老頭獨眼婆婆那里花八分買一個油糕兒（我們直呼油ger），那一定是過節了。兩分錢一塊的饅頭我不喜歡，我垂涎的是一毛錢一個的窩子油糕兒，外脆里甜，手工的紅豆沙超級好吃

我讀初一時，哥哥不知花了他多久的工資，從縣城買了一臺黑白電視機，坐幾十公里班車再一路步行十多公里背回了家，媽媽開啟了她偶爾追劇的農婦精神生活新模式。

 我在每天跟男生揮舞少林拳和定期被已經調到滎河初中的哥哥老師修理的日常中讀完了初三。哥哥鄙視我學習不好，做農活不行，還連吃飯也不行，就跟爸媽說我還小，送去復讀，能考上中師中專當然好，考不上再去讀高中。復讀的學校是離家二十多公里的區中學，生活條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唯一不同的是不用睡地下，住那種一動就嘎嘎響的上下鋪木架床。記憶中的老師都是刻蠟紙的好手，他們經常在辦公室用漂亮的仿宋體刻蠟紙印卷子。

  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我在雅安師范用每月固定的飯菜票敞開吃上了白面饅頭和許多沒有吃過的東西。一年之內我長了二十斤，原來只有骨頭的手臂如同小說里描繪的一樣圓潤了，我蒲扇一樣的大手掌塞滿了肉，初中同學都認不出那個當年最瘦最小的“一根蔥”了。（原來很矮很瘦，初三一下長很高卻沒有肉，男同學取一外號：你上短下長像個高腳燈，你又細又長就是那地頭一根蔥！）

雅師三年每學期幾十塊錢的學費，期末還要退還一部分，記得有一年交了72塊錢，期末退了24元。吃飯菜是國家按月發放的，有的同學家庭困難，就把飯票節約下來換成錢給家里郵回去。當時姐姐已經畢業分配到地質隊工作，我的零花錢多了一個出處，他們總是給我錢，等我花完了，又罵我太會花錢。雅師的三年也是真正接受素質教育的三年，那里名師云集，從寫作演講到繪畫雕塑，從聲樂舞蹈到橫笛豎簫，從修自行車到攝影，凡社會上有的職業在那里都有專門的老師免費教。我就是在那里學了點吉他皮毛的東西，更多的時候奔走于每周末的“周末晚會”說相聲演小品做演講，不亦樂乎！

在雅安市的快樂生活結束了，我又回到了當年讀初中的學校，只是身份變了------我成了這里的老師。激情昂揚的青春終止于貧窮落后的鄉村，一百一十元月工資要解決現實的一日三餐已然成了最大的困難。花崗石給很多當地外地老板帶來財富的同時也給工薪族帶來災難！每天有大卡車源源不斷的拉來外地工人以及應運而生的老老少少“卡拉OK”小姐。一個談不上鎮的小街道上"卡拉OK"廳一家挨一家居然有二十多家，外來人數遠遠超過當地居民。上世紀末的滎經縣城更是熱鬧非凡，三輪車起價五元，芹菜賣到3.8元一斤，肉是奢侈品，能包上一頓抄手吃要計劃幾周。拿著工資吃飯的老師聽著那山上一炮又一炮的爆炸聲，想到人家一炮抵自己一輩子的收入，紛紛下海，有的濕身，有的被淹死，也有的發了財不屑于再拿國家那點工資。我節衣縮食三年買了一臺700多元洗衣機。一臺電視機要兩千多，一個老師要買起一臺電視需要兩年不吃不喝。 改革開放的第二個十年我在炸花崗巖的隆隆炮聲中用學校兩個錄音機一遍一遍錄課文，用來上課放給學生聽。一個錄音機放音樂，一個錄音機錄進音樂和我的誦讀。在那個傳說有鬼魂出入的學校，我呆到了2000年2月。讀初中時萬分向往的2000年，中國將實現四個現代化-----“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此時固定電話進入千萬家，拿大哥大不是煤炭大佬就是花崗石老板，也有個別靠“卡拉OK”發財的男老鴇。

 第三個十年，我在滎經縣城最高學府任教。有了自己一套九十多平米教師福利房。全縣所有學校都配置了電腦，我把字根表貼在床邊用哺乳女兒的時間背誦，學會了五筆打字，學習了簡單的課件制作。學生的課堂引進了多媒體，教學模式進入智能化。黑板不再是紫爐村和滎河鄉的木板加木架，而是水泥黑板或者無塵黑板。

 第四個十年，我在雙中實驗，學生真是“日有廩稍之供，歲有裘葛之遺”。很多學生一放假就世界各地去游學，我自愧不如。所有課文課件錄音材料應有盡有，完全不用我操心錄放，各科學習資料多如牛毛，師生挑花了眼還不一定選用得上。用一本語文一本算數打天下的教育時代成為親切的記憶，那些刻蠟紙的鋼板和筆像一個功德圓滿的故人，安靜地躺在博物館的廚窗里。每間教室多媒體設備齊全，粉筆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電子白板到一體機的鋪開使用，讓課堂被所有老師翻轉過去又翻轉過來。

  現在的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有脂肪肝的隱患；大魚大肉深受養生一族的嫌棄；素菜已經成了新貴，我那遺落在馬屁股溝溝的玉米饃饃早已身價百倍。